公司新闻熊丙奇借助《新闻晨报》等打开新局面

　　熊丙奇借助《新闻晨报》等的扶助打开新局面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改】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1972年7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以上，例举了7种，没有说到《新闻晨报》。

　　《百度百科》解释：新闻晨报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一份新颖的综合性都市报，于 1999年1月1日正式创刊以来，历经数次改版。目前已经形成独特的风格，是上海早晨零售量最高的日报，也是发行量最大的早报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署名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借助包括《新闻晨报》在内的的扶助打开新局面。一是使熊丙奇从上海交通大学的地域空间走到上海市的大舞台。二是使熊丙奇从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的领域上海市各级各类教育的大舞台。三是通过《新闻晨报》在网络的使熊丙奇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的企业小空间切换到全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大广场。熊丙奇这个人从默默无闻逐步演变得赫赫有名。

　　请各位以极大的耐心读完以下《新闻晨报》发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署名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评论文章。只是一部分。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搜索阅读。

　　2010年2月3日，《新闻晨报》（熊丙奇）《熊丙奇：如何不再让功利化要了中国大学的命》：“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国务院总理近日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的10位代表对《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时深有感触地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的思考、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虽然有代表建言总理应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写进《工作报告》，但事实上，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早已高度重视。1998年，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2004年，教育部发文再次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继续实施“985工程”，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很显然，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然不是部门是否认识到其重要性、迫切性的问题，而是该怎样建设的问题。“985工程”已经实施11年，位列“985”建设行列的高校已达到43所，可是从实施效果看，并不理想。表面上，高校的论文数、专利数、经费数、博士生培养数已经大幅上升，但在一流、一流人才培养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征途中，我国大学的公信力持续下降，一些顶尖的“中国名校”，也着空前的教育与学术声誉危机。是投入不够么？虽然北大的校长曾公开“哭穷”，说北大仅仅是“脱贫”而已，但事实是，“985”一期北大、各获国家每年6个亿的新增投入，以后的投入也持续增加；是大学的地位不够高所致么？对应“985工程”的启动，我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长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和校长是副部长级，甚至有专家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让大学“更自主”地办学，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是的期望太急切么？为了回应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曾宣布在2011年时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表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以上这些，是大学的校领导以及研究者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未果，所找出的理由。于是他们希望能更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大学地位。而在学校之内，为快速获得办学政绩，则采取十分简单的数量考核指标，逼使教授们在短期中“出”。如果延续这样的建设模式，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投入数十倍资金，把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再拔高些，再过50年，我国也难以出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眼里，当今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已经超越了英美很多老牌一流大学。至于地位不高的问题，可以说，大学的地位绝对不是通过提高行政级别而获得的(过去10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应该让大学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以教育与学术贡献确定社会地位。我国从上个世纪末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起，就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建设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而总是围绕着资源财政资源、行政资源、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做文章，大学“跑部钱进”，用博导、博士头衔去换官员、老板的“支持”，教育产业化与教育行政化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出现所说的“要命”问题。(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注：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新闻晨报》认定为教授。】

　　2010年10月14日，《新闻晨报》（熊丙奇）《熊丙奇：“学术头衔”何以变身“学术荣誉”》：备受关注的“被袭案”10月10日一审宣判，被告肖传国等人因犯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5个半月到1个半月不等的。科技部12日在网上发表声明，对肖传国予以“强烈”，并其承担973计划项目在2008年已经结题，不再是该项目首席科学家。

　　此前，有关人士曾取消肖传国的“首席科学家”等学术荣誉。科技部的声明，或可以视为一种回应，而这一回应，还原了一个基本事实，即“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并非学术荣誉，而只是一个负责某一科研项目的学术头衔，当项目结束，“头衔”不在，也便不能再称为“首席科学家”。然而，将“学术头衔”混淆为“学术荣誉”，在教育界与科技界比比皆是，肖传国到今天仍被称为“首席科学家”，可以说，这是大学与一些学术机构的“惯例”。在很多知名大学的网站上，有关学校师资力量的介绍，大致都有这样的文字“本校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励计划特聘教授xx人、教授xx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xx人。”这里的“长江学者”、“首席科学家”，无一例外都只是受聘为承担某一科研项目（计划）的研究人员或负责人，此类头衔应随着项目的结束而停止使用，学校不能把“人头”进行叠加计算，有意混淆学术头衔与学术荣誉，以显示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事实上，在数据统计上的这些“混淆”，还不特别要紧，关键是，目前大学与科研机构，对待国家科研项目与计划，其心态就是把“学术责任”当作“学术荣誉”，申请到项目，还没出任何，就开始大加宣传，在很多高校的校内刊物乃至的公开报道中，某某学者一被聘为“长江学者”、“首席科学家”，就作为典型人物加以。更的是，某人申请到某重点项目，也是晋升职称、考核好评的重要依据。因此，目前普遍流行着“重立项申请，轻科研过程”的做法，几乎所有学者都奔忙于填写表格、申请课题之中，以拿到课题为荣，至于能有怎样的科研，倒成为大家普遍不关心的事。这样的学术，就变为鼓励大家往地里施肥，谁施得多，谁就是“劳动能手”，而那些精耕细作，亩产很高的人，却因为施肥少，而被淘汰。我国的学术也就这样被经费和项目浇灌成了盐碱地。科技部发布的声明，可以肖传国的“首席科学家”身份，然而，这其实是一则迟到的声明，如果有严格的学术管理制度，作为“973计划”的立项机构，科技部早就该对这些“过期”的“首席科学家”及其所在机构提出警示，明确告诉他们不能再以“首席科学家”招摇过市。而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摆脱行政机构参与科研立项所具有的行政评审意味，引导学者们关注对学术贡献的评价，从根本上扭转“获得课题即获得”、“学术头衔即学术荣誉”的错误现象。如此，才有真正的学术可言，也才能寄望科研经费的增加，带来学术水平的提高。（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3月17日，《新闻晨报》（熊丙奇）《熊丙奇:教育“欠债”该怎么还》：今年全国“”上，总理表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 ”而在3月14日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当被问及转变发展方式难在什么地方时，回答：“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创新机制，其实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将的上述讲话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解决教育欠债恰恰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还需要创新机制。其中，有两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其一，增加的教育投入，投向何方？其二，怎样确保新增的教育投入用到刀刃上，资金及时到位和使用效率？考虑到用钱的地方太多，如何分配反映出我国对办教育的责任认识和定位。从发展教育的责任看，首先应保障公共教育，即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重在教育资源、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投入中，偏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轻视义务教育；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这造成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基础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较为薄弱，高等教育资源被垄断，缺乏市场活力。还教育的欠债，应该首先补这些领域。客观上说，我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时或许还较难完全摆脱固有的“锦标主义”思维，尤其在一些地方看来，办好高中以及大学，最能体现教育的显示度，而学前教育、小学和初中，投入周期太长，显示度不高，就难有积极性。以笔者之见，目前最应还的教育欠债，首先是学前教育，其次是职业教育。按照我们的测算，每年新增投入400亿元，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根本解决我国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这笔费用约占新增投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从财力上完全不成问题，但这取决于对发展学前教育的定位。在确定增加投入之后，怎样保障资金的到位和使用效率，是我国当前教育投入体系的一题。对于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实行层层挤占、，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中，一再被发现；与此同时，资金拨付过程中，随意性现象也比较严重。解决以上问题，可以考虑建立新的教育经费拨款体系，这就是设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经费的预算、监督拨款以及监督经费的使用。这一拨款体系可有效避免因执行部门不履责而出现的教育经费不到位情况；同时，教育经费可直接拨付到每所学校的账号，防止中间环节过多，造成跑冒滴漏。总之，教育还债，应与教育和发展的相吻合，应育公平、保障公共教育的责任出发，对当前的薄弱教育环节进行 “雪中送炭”，不能再延续 “锦标主义”和“锦上添花”的拨款思；不应再采用过时的层层拨付的拨款方式，而需建立保障所有经费能及时到位、确保用到刀刃上的拨款机制。（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5月10日，《新闻晨报》（熊丙奇）《熊丙奇：教育造就“少年总队长”传奇》：我国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主要采取与现实规则对应的模式，这其实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也会使校园学生组织化。“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突然走红。关于这位“总队长”，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比如，两三岁开始看《》，7岁开始每天读《》、《参考消息》。其父母说这是孩子的“天性”，而有人则认为，这自始至终都有人为包装和炒作的痕迹。更有网友感慨，“明明是青春纯真的童年时代，却被培养成这样，不知道是 该责怪社会还是责怪家长老师。”(《长江商报》5月3日)对于网友的评论，孩子的父母自然不理解，孩子的父亲说，“我和他妈妈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了不让更多的“好事者”对儿子妄加评论，他想注销博客，但不知该怎么注销，当得知暂时没有开通注销功能时，他有点手足无措：“我就是想早点平息这件事，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儿子受到，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为什么有的人要把对社会的不满在我儿子的身上呢？”孩子父母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让孩子看这些评论，或许更有利于他成长。因为从这名学生的成长看，他其实就是父母按照自己的意图“打造” 的一个“产品”，他生活在父母为他设计的中，甚至在用父母们的话语体系说话。这在短期，他可能有“领先”其他孩子的优势，有“超凡”的表现，而站 在人生发展的角度，则可能在他成年后出现严重的问题。今天的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普遍有“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早学一些、多学一些，具体表现在孩子身上，就是做他这个年龄所不适合的事。家长们以为自己的孩子由此可脱颖而出，殊不知，了成长规律，变成拔苗助长。在这位少年“总队长”身上，还反映出另外一方面问题，就是我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对“学生干部”培养的严重异化。近年来，学生干部“很吃香”，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当干部，本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在“学生干部”们身上表现出来的 “少年老成”，以及对各种社会规则的熟 练操弄，让人惊诧。如在学校的队会上，孩子们的发言，与无异，都大谈理想、责任与，一打听，发言稿是父母操刀，孩子；十二三岁的少先队员出席 少代会，个个大人模样，不用说也有家长、老师告诉他们，该怎样表现才能得到更高的评价。这其中，父母和老师的“打造”，以及 规则对校园的浸染，是重要原因。概括而言，我国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主要采取与现实规则对应的模式，这其实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也会使校园学生 组织“化”，这一点，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大，表现得十分突出。近年来，关于大学学生会异化的报道不少，其成因就是这种培养模式。美国的教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其具体做法，不是让学生看电视、读，也不是发表，而是鼓励孩子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比如玩昆虫俱乐部、收集玩具俱乐部，然后把“俱乐部”的“主张”告诉其他孩子，如果其他孩子感兴趣，就加入进来，中途，如果觉得这个俱乐部没有其他俱乐部有吸引力，可以选择离开，或者自己也搞一个俱乐部。最终，一个学期下来，看哪个俱乐部人多，就评价这个俱乐部在吸引人方面最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的想 像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不都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活动，符合他们的天性，也明白了何为竞争，何为负责任的。可以说，“五道杠”总队长的传奇，只是教育的“硕果”，这样的学生，未来是需要忧虑的。(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12月1日，《新闻晨报》（熊丙奇）《熊丙奇：考研并非高校办学的正途》：援引教育部的信息称，201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人数为165.6万人，比去年增加14万人，增幅为6.9%，创历史新高。这已经是考研(微博)人数连续三年增加逾10万。在笔者看来，近年来考研人数的增加，最为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二本、三本院校毕业生逐渐成为考研的主力军，而这一群体，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早在2008年前后，的调查就显示，在不少地区的考研报名者中，二本、三本院校学生占了很大比重，改变了以往名校学生考研多的情况。在有的二本、三本院校，考研率高达70%-80%，一个班级里选择本科毕业就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鼓励学生们考研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升学校品牌。这些院校也被研究生招生单位称为“考研”。二本、三本院校成为“考研”，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学校“高不成、低不就”，与一本院校相比，他们的学校品牌不硬；而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比，学校的定位又比较模糊。于是，其学生的就业形势最严峻。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连续两年高于普通本科高校，部分高职院校专业的招生调档录取分数线已高于二本的调档线。相较一本院校（主要指985高校、211院校）不错的总体就业形势，二本、三本院校，尤其是三本院校的就业实际上处于低谷。其次，一些二本、三本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就是成为“考研预备校”，这些学校并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办出学校的特色，而是以每年的名校研究生录取率作为一项重要办学指标（当然，考研水平高，也可称为“特色”）。学校重点组织考研科目的教学，而学生也从大一时就准备考研。进入二本、三本院校的校园网，很容易就能找到针对一年级新生举办考研报告的消息，而在大三下学期，举办考研动员会更是这些学校的普遍做法。这种办学方式，使学校的大学教育趋向“空心化”，也把学生引向考研的“华山一条”，一旦考研不成功，由于没有培养就业能力，他们的就业将十分困难。近年来，一些研招单位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可是，根据目前研究生入学“统一笔试+面试”的方式，学校很难拒招笔试分数高的学生，担心引来质疑。于是，有的高校采取扩大推荐免试生的方式，但由于把推荐名额过多地给985高校、211院校，也招致涉嫌歧视的争议。同时，这种做法还进一步加剧了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而在就业中，一些用人单位则推出所谓的“三个985”要求，要求查询求职者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背景，让升温。可以说，这一定程度上是“考研”惹的祸。如果二本、三本院校的“考研”定位不变，将催生出各种教育和就业乱象。对此，一方面，需要深化研究生考试制度，推进高校的自主招生和导师制，引导这些院校转变办学思，改变针对研究生升学的应试教育做法，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办学方向，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赋予学校自主权，促使大学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办出学校和专业特色。在这一过程中，要改变把资源过多投向所谓名校、政策也向名校倾斜的传统做法，取消对学校的歧视性政策，同时对处于资金困境中的民办院校、院校给予适当的补贴。（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12月13日，《新闻晨报》（熊丙奇）《学术研究无禁区，学术乃底线》：从事卷烟“减害降焦”研究的中国工程院新晋院士谢剑平甫一当选，便被冠以“院士”、“烟草院士”之称，一时间，质疑声蜂起。这恐怕不是谢院士一个人始料未及（他此前已经两次成为院士候选人，都没有引起波澜），中国工程院也可能想不到，这次院士评审，会闹出这一风波。当然，也有人为谢院士叫屈难道研究烟草，就要被扣上“烟草学者”的帽子，就注定不能当选院士吗？学术无禁区，研究烟草，并不意味着天然处于学术的劣势。但问题是这一研究是否？因为性是学术的生命和价值所在，“烟草院士”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性。从披露的信息来看，谢院士供职的单位，是郑州烟草研究院，该机构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谢院士从事研究的经费，全部来自烟草业界资助；而他本人也被授予“烟草系统有突出贡献专家”。这些信息都表明，他从事的烟草研究，性不强，进而，人们就可以怀疑，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在为烟草行业推销烟草摇旗呐喊。加之烟草对人体有害，因此，以学者名义进行的所谓科学研究，也就更具性。这就无怪乎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谢剑平拿烟草业的钱做研究，性难以让人信服，客观上起到帮烟草公司营销的效果，并称“国际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把拿烟企钱做研究的人都列入，予以公布。而我国确实有不少烟草企业拿钱科学家”。性的问题，还反映在院士评审之中。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回应网友质疑时认为，经两轮选举，且当选不是一票两票，而是那么多院士一起投票选出来的，“总是有道理的”。这能说明院士的评选遵循的是学术原则，但并不表明，院士的评审过程，其性没有受到干扰；也并不表明，院士评审时，没有考虑到相关行业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在谢剑平之前，烟草行业还有一位院士，即谢剑平的导师、92岁的朱尊权院士。由于80岁以上的院士是“资深院士”，不再有院士提名权和表决权，因此，谢剑平的当选，或有考虑到朱老院士的年龄以及烟草行业在工程院的话语权等因素。也就是说，从烟草行业的利益出发，即便不是谢院士，也极有可能会新晋一位“张院士”或“李院士”。事实上，近年来院士的评审，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就在于院士虽然被认为是最高的学术荣誉，但在评审中却变得不那么纯粹，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为此，科学院和工程院都加大了院士评审的透明度，比如公开初次和第一轮评审之后的候选人名单，接受社会监督。不过，这些进步之举仍没能完全打消社会对其性和性的担忧。而与之对比，一些发达国家类似的评审，是完全保密的，可其评审的性却较少质疑。原因有二：其一，有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机制，评审学术原则，过程不受因素干扰，尤其是行政因素干扰；其二，院士就是学术头衔，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利益纠缠。对于我国院士评审来说，要减少乃至消除社会的质疑，恢复院士的学术声誉，应努力做到院士评审的性和性，这就需要推进院士评审制度，剥离院士学术声誉之外的利益，当院士评审回归学术，“烟草院士”之类的争议，将自然会淡出。我国的学术研究，也就能摆脱利益纠缠，而更多追求学术本身的价值。（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年6月18日，《新闻晨报》（熊丙奇）《熊丙奇：有了自主招生，才不至于招生》：高招期间，教育部门严禁高校以“新生高额学金”揽生源。但据《长江日报》报道，近日多场高招咨询会在武汉举行，几乎所有当地部委属高校公开派发的报考指南上，都列有高达万元以上的新生学金或学费全免等政策，其中一高校今年新设了5万元的新生学金，创下新高。去年，教育部发布招生十令，其中就包括严禁高等学校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签订 “预录取协议”或以“新生高额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承诺吸引生源，等等。但有些高校却一再违反，在笔者看来，这出当前计划录取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需求的矛盾。其实，在发达国家，大学招生录取时以学金吸引生源，是很正常的。但是，国外大学实行申请入学制度，一名考生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大学录取，考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结合大学的教育质量、录取专业、提供的教育服务 （包括学金）进行选择。而我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相对缺乏自主权，学校只能被动接收学生的档案，在录取结束之前，学校根本不知道录取分数线会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不可能做出“预录取承诺”和新生高额学金承诺的，即便“承诺”，也很可能难以兑现。鉴于此，教育部出台了相关，这是符合当前高考录取制度的。在高考集中录取阶段，“预录取”和“高额新生学金”，都不具法律效力，反过来会制造招生乱象，也学生的。可是，作为办学的大学，有必要拥有招生自主权，选择符合本校标准的学生。制度不能“作为”，但学校却想“有所作为”，有令不遵也就难以避免。当然，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就是学校想抢优秀生源，抢来的也是“招生政绩”。因为所有高校都只能用分数这单一的标准选拔学生，于是，各高校在各地的录取分数线，被认为是体现这所学校的地位和受学生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大学之所以不惜违规，用“预录取”等手段吸引学生报考，目的还是想提高本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不难看到，与国外大学把录取通知书发给考生、让考生知道本校提供多少学金，再让他自主选择不同，我国高校是以录取手段、录取优惠以及空头承诺来“抢生源”，这体现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而只能从中看到学校的招生手腕。更重要的是，重视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大学，把学生招进大学之后，却往往忽视了人才的培养质量轻科研、重教学，是存在于我国不少高校中的普遍问题。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框架下，要调和录取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的矛盾，空间并不太多。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比如，我们可以参考国外实行数十年、基于统一测试的学校完全自主招生模式，考虑给予大学招生自主权，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此，大学方有空间招收适合本校培养目标的学生，方能重视教育质量、教育服务，以过硬的教育质量、优质的教育服务，吸引学生报考。（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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