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原名秦邦宪，是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博古作为时期主要领导人，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线，给中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博古是一名优秀的 博古在任社长期间，的组织机构逐步健全，明确了报道方针，新闻业务也迅速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新闻写作体式，并初步奠定了报道权威性和指导性的地位，这些凝聚了博古大量的心血。 本文结合博古在时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从新华体写作模式、报道原则、性质地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探讨他对新华体这一文体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新华体这种独特文体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新华体的形成，为抗日战争时期。①博古1941年5月起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同年12月兼任社长，直至1946年4月。期间，他带领新闻工作者，不断总结新闻工作经验，创新新闻业务，改进新闻写作。 首先，博古率领新闻工作者努力钻研理论，开展新闻学研究，不断提高整体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水平。博古担任社长期间，针对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经常召开编委会会议，半个月一次情况汇报会，一个月一次业务总结会，三个月向分社发一次业务总结通报。在他的带领下，编委们潜心研究新闻理论、探索新闻业务，最终在总社达成共识并为理论文章。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办报方针、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和新闻工作作风等文章达20多篇。在这些理论文章的指导下，展开了一系列的新闻写作。 在1945年2月27日编委会上，博古针对如何写新闻，指出好新闻必须一条新闻一个主题，要求记者们研究表达新闻主题的角度、方式和方法。②随后在12月13日《从五个W说起》文章中指出，写作新闻必须具备五个‘W’，即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事情、why原因，认为这五个方面内容是新闻写作说清楚事实最起码的条件，也是新闻写作精确的初步阶段。③进而确立了消息写作的基本模式。 在1944年2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本报创刊一千期》中提出农村办报指导方针，指出农村办报不同于城市办报，面对的是广大文化水平甚至是识字水平普遍不高的读者，应当注重文章的通俗性和易读性，语言文字力求通俗易懂。④在1944年12月11日的编委会上，博古再次强调新闻标题要活泼、文字要通俗。他在1945年5月16日《提高一步》中，又要求“语言文字力求通俗，适合读者口味，使真正为广大群众所喜见乐闻” 。⑤ 早在1941年5月14日《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委会上，博古就提出写文章要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和兴趣，文字必须生动，消息和通讯不能公式化。⑥1942年4月1日《致读者》中，提出了在文风上的党八股问题。⑦在7月31日编委会上，博古要求在各个方面创造新的文风。⑧8月15日发表《和新的文风》，提出新闻报道必须生动有趣。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中，再次就新闻形式问题，指出新闻写作“要来讲技巧，要来讲文艺性，要来讲新闻的表现形式”。 ⑨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的新闻写作有了很大改进，一些介绍实际工作经验的有血有肉的报道开始出现，空洞无物、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新闻文字愈来愈少。1943年1月8日记者莫艾写了一篇关于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通讯报道，博古看了极为赞赏，随后指导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编辑部文章《关于吴满有的方向》。1944年7月1日记者穆青写了关于劳动英雄杨朝臣领导群众做好抗击敌人准备工作的报道，博古对此给予好评，在编委会上公开表扬其采访跑得快、消息写得好。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闻佳作受到广泛好评，成为新闻报道的典范之作而永载史册。 为了使规范的写作文体和良好的写作文风在全社得到推广，《解放日报》和编委会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一是以形式进行积极。陆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致读者》《本报创刊一千期》《提高一步》《从五个W说起》等文章，旗帜性地指出写作文风、表现形式、语言文字、写作模式等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全社工作者改进的方向。 这些理论文章以的形式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不仅强调新闻的立场态度、新闻作风和工作方向，对新闻工作者也起到指导和鞭策作用，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教育和监督工作。二是严格确立了新华总社对分社的新闻管理制度。在制度层面上确保新闻写作规范由总社到分社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进而提高整体的新闻写作能力。 1942年5月29日和10月26日编委会上，博古出席并提出为了改进的工作，要求分社定期认真总结工作，并定期向总社进行报告，总社针对分社来稿的情况也要向各分社定期进行工作总结，提出工作要求和改进意见。副社长吴文焘据此起草了新华通讯社第一份对各分社的意见书。⑩。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新华总社不断加强与各分社的联系，提高了通讯社整体新闻业务的管理，写作规范模式也从总社到分社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国家通讯社，是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党和人民的耳目。新华体遂以其强烈的党性、群众性、真实性而著称。在抗日战争初期，新闻宣传工作中曾出现不真实的报道，甚至出现与口径不一致的情况。为此，博古在中央的下，直接领导新闻工作开展整风运动。由此，新华总社和各地分社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遵守党性、群众性、真实性报道原则的过程。 1．要求新闻工作者熟悉党的线日的编委会上，博古专门提出新闻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对边区要熟悉，能懂得党的政策，掌握写作技巧，经常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博古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新闻建设的指导文章，明确提出并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群众性和真实性。 在《致读者》中提出了新闻的“党性原则”，确立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是党报的品质；《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并明确党报的性质是“党的”；《本报创刊一千期》以明确的语言提出“全党办报”的指导方针。在《党报记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中把党报理论归结为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解答了“什么是党报”及“如何办好党报”的问题。 在此期间，《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写的专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论点，这是我国新闻界第—次把马克思主义辩证运用到新闻学上来。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写的专论《是人民的教科书》，强调了新闻写作在指导人民生活方面的重要性。 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系统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宣传事实、新闻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等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闻理论。从报道性质与旨、工作线、业务等方面讨论贯彻新闻报道原则，对新闻事业的改善和进步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推动了党报理论的基本形成。也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新华体秉承的党性、群众性、真实性报道原则得以确立。2．要求新闻工作者将这些报道原则实实在在地贯彻到新闻采写当中。 在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博古提出记者的，一字一句都要照顾党的影响。在《党与党报》中提出，新闻报道的、一字一句、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都必须以党为出发点和中心。在《提高一步》中要求报道必须考虑读者的需要、口味和接受程度，多写群众活动，写成老百姓的语言，多写事实，少发议论，让读者从新闻本身的逻辑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博古曾经大声疾呼并要求记者“走出去，不要光坐在桌子旁”。提出“编辑部要从批稿子、改稿子当中出来，转到组织通讯员工作中去”。这种深入群众的采访方式，不仅产生大量关于群活的生动，也让记者们的思想发生转变。记者缪海稜经过实践后深有体会地说：“记者要在报道中真实地反映情况，稿子写得有血有肉有感情，不仅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且要和群活上和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 被记者们誉为首席记者的莫艾，为了新闻报道真实生动，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博古也积极支持他这一行动，特别是他对劳模吴满有的报道，博古大为赞赏，不仅将农民的先进事迹登在头版头条，还专门为他发表。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破天荒的事。这种面向广大劳动人民，为人民办报，为群众办报的方式，为人民新闻事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前景。 为保障报道原则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到位，博古更是从制度下手，对新闻报道的来源、写作、发布前后等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常规性工作制度，为全社的新闻写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1942年9月21日《党与党报》中，提出“全党办报”之风，指出各级党委要关心新闻工作，提供各种指导、材料、文章和意见，新闻工作者也要尊重党委的领导。为了具体落实，编委会决议每一个分工联系一个的领导机关。这项制度确保新闻工作者及时把握新闻脉搏和掌握处理新闻稿源的准确性，报道与中央领导的联通。在消息来源上新闻消息源和报道方向的准确性。 在1942年5月15日编委会上，博古专门讨论了领导与检题，指出新闻报道“检查一定要定期”，还要“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 重要、消息、通讯、文章定期由审定，其他也由有关部门指定专人审查。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线方针问题，确保新闻报道的语言、形式、主题、观点结论都正确导向。 1942年6月1日编委会议上，博古重点强调新闻检查工作，要求编委会内部必须定期开展检查工作，并且提出“分工要明确，制度要严密，要有一定的审查、签字制度”。 1943年2月，博古紧急召开两次编辑会议指出新闻报道的惩的必要性，制订了惩标准和具体措施。内部定期检查并公布结果，有错必纠。这些制度的建立，是新闻史上的第一次，不仅适用于当时的历史，至今也仍然是新闻管理的根本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从总社到各分社、各支社都严格执行，使得党性、群众性、真实性原则在新闻报道中得到真正体现和落实。 从开始组建就是党和的耳目，发展至今，业已成为中国最权威的消息总汇和新闻发布机构。因而，新华体的性和权威性是与生俱来，无可厚非的。但是，新华体真正发挥它在全国范围的指导作用，确立其在中国新闻界的权威地位，是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创造的。博古作为时期的直接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博古在任社长时，新华总社从几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四人，分社由几个发展到四十几个，不仅培养了一支素质好、业务专业性强、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 队伍，而且初步形成了一个遍布各根据地，统一指挥的新闻通讯机关，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网络。成立初期，只能抄收中央社和日本同盟社电讯，后来逐步发展到海通社、英国透社、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合众社等世界上十几家主要通讯社电讯都可以全部抄收，扩大了新闻消息来源，同时试办了口语和英文，扩大了新闻渠道。这些业务的开辟，奠定了现代通讯社各项业务全面发展的基础，使得新闻事业初具规模，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地位做好了硬件准备。 在各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下，及其分社的新闻报道成了下达、通知、决议、命令的重要途径，成了各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报告工作以及相互间交流经验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唯一消息来源。 区人民和海外各阶层人民都把报道作为了解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可靠来源。中央正是通过这个新闻系统，每天向解放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思想主张，指挥人民进行斗争。抗日战争前后，博古带领积极配合斗争，为决策判断提供可靠的消息来源，也对方针政策进行有效的传达，真正发挥党的耳目作用，成为新闻宣传的得力助手。 1942年10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博古一再亲临新闻台掌握情况，将新闻电讯提供给领导人，形成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1943年发动第三次时，博古立即召开编委会，提出转入战时工作轨道，发表了一系列揭露的报道。 从1943年7月8日到10月5日，在《解放日报》先后发表、评论26篇，相关文章47篇，消息报道105篇，将内战的揭露得。博古带领全面配合中央的军事、斗争，在新闻宣传战线上进行了激烈而复杂的宣传斗争，树立了新闻报道战斗性和专业性的形象，赢得了中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赏，初步奠定了新华体在中国新闻事业的权威性、指导性地位。（作者分别是广西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广西大学新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此为教育部课题《从新华体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项目编号12JD710048）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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