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时间2017年9月21日，美联储召开议息会议，决定从10月开始正式启动缩表，这是美联储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和加息之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又一重要举措。在此前后，央行和英国央行启动加息，欧洲央行减少资产购买规模，全球货币政策酝酿新变局。 点评 朱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缩表以金融风险过度积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系统几乎崩溃，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先是大规模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免遭破产；而后通过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零利率刺激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为金融机构和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创造有利；又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扩张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和投资，帮助实现经济复苏。在美联储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美国经济扩张周期已超过历史水平，复苏相对稳固，美国三大股市已超过危机前水平。低利率也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积累，私人部门再次出现加杠杆迹象，美国私人部门债务占P比重自2014年以来逐步走高， 投资者风险偏好早已恢复，对高收益的追逐导致金融风险上升。美联储需要让资产负债表远离应对经济衰退的状态，避免市场价格长期扭曲以及金融风险过度积累。目前的货币政策状态也不利于应对可能的新的衰退，美联储需要将利率提升到远离零下限，由此，在美联储开始提升基准利率时也开始缩表。 缩表的径已定，但规模未定，可能温和缩表。美联储缩表将遵从2017年6月议息会议公布的原则和计划，即采取相对温和的、渐进式的自然缩表方式。国债缩减主要通过到期赎回不再投资，或买短卖长加快自然缩表方式；住房抵押支持证券（MBS）缩减主要通过提前和停止投资。据美联储提供的缩表径图计算缩表的上限为：2017年四季度将缩表300亿美元，2018年将缩减4200亿美元，之后每年缩减6000亿美元。尽管缩表径确定了，但美联储并未公布将要缩减多少规模。从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上看，预计缩减规模有限。耶伦曾主张重归危机前的公开市场操作模式，这意味着较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缩减。而候任美联储新鲍威尔认为，危机初期的利率下限体系优于当前的利率走廊体系。不过，考虑到利率下限体系存在明显的问题，回归过去并不现实。维持利率走廊体系，美联储需要保有较大规模的证券资产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和久期管理。因此，预计美联储会温和缩表，规模在1.2万亿美元左右，缩表会持续3年左右时间。 全球将进入流动性拐点。作为全球央行的领头羊，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将引发较强的外溢效应，此次缩表也不例外。在逐步退出危机后，美国率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了紧缩信号。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实践看，货币政策正常化主要分三个步骤：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和缩表，目前美国已经进展到第三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加快，经济复苏由分化趋同，货币政策调整也将实现同频共振，全球货币政策拐点正在到来。此外，全球主要央行正集体进入货币政策正常化周期，全球进入流动性拐点。 一方面，适时地实施货币正常化政策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给未来货币政策提供一定操作空间；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转向也会伴随一些不利影响，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意愿可能会下降，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也会被，经济增长空间可能减小，失业率可能上升。此外，对大商品出口依赖程度高和外债敞口大的新兴经济体也将遭受一定冲击。 事件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举办，29位国家元首和首脑齐聚，1500多名代表参会，共商“一带一”建设合作大计，共绘互利合作美好蓝图。会议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相通等方面达成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 2013年，习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的。此是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进程受挫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客观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如差距拉大、经济金融风险跨国传递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逆全球化”，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全球化，让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正因如此，“一带一”了时代潮流，用中国人特有的东方智慧，为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科学、客观的解决方案，并以其“和平合作、包容、互学互鉴”的丝和“共商、共建、共享” 的合作，很快就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4年多来，“一带一”建设进展顺利，丰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相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活力。2016年11月，“一带一”首次写入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通过“一带一”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在成功主办“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既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共享互利合作的国际盛会，也是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的重要合作平台。会议达成了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为今后一段时间“一带一”建设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重点。 基础设施将成为“一带一”建设的重中之重。未来5年，“一带一”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10.6万亿美元。伴随着一系列重大项目陆续完成或开工建设，一个联通欧亚非三大洲的基础设施网络有望形成，并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打通贸易投资等环节的瓶颈，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过去4年，中国与“一带一”沿线国家的贸易和对外投资额大幅提高。下一步的重点是继续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打通铁、港口、海关等环节，减少监管、准入等，为扩大“一带一”贸易投资营造更为良好的。 加大对“一带一”金融创新和资金支持的力度。在“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已宣布将为“一带一”建设增加7800亿元的资金支持。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吸引国际金融资源，灵活运用金融工具和融资模式，探索设计新的流程机制和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 事件 全球贸易复苏是2017年全球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特点之一。根据WTO的实际贸易量统计，预计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6%，比2016年加快2.3个百分点，为2013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首次超过P增速。 点评 张燕生（国家发展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2017年是全球贸易复苏超出预期的一年。一年之前，IMF曾预计，2017年全球货物和服务名义贸易额增长3.8%；WTO预计，2017年全球货物实际贸易量增长1.8%至3.1%。但全球贸易活动自2017年以来持续回暖，且回暖力度之大明显超出了各大国际组织的预期。一年之后，IMF、WTO已经把2017年全球贸易额和贸易量增速分别调高至4.2%、3.6%，比2016年增速加快1.8个、2.3个百分点，创下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的最好水平。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带动全球贸易复苏的关键角色。据WTO统计，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进口增速将分别达到4.7%、5.1%，比发达经济体高出1.7个、2.1个百分点，这也是2013年之后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出口、进口增长同时快于发达经济体，成为带动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贸易的复苏关键是需求的复苏。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扮演了输出需求的重要角色，进口增速3年来首次反超出口增速。2013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内需持续疲弱导致其进口增速回落快于出口，进口增速水平连续3年不足发达经济体的一半。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扭转了2013年以来的贸易增长放缓态势，其需求的回暖引致进口高增长，带动了发达经济体，反过来发达经济体需求也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形成正反馈互动，最终全球贸易增长显著回暖。 中国对全球贸易回暖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中国经济增速企稳向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了超过15%的高增长，为进口尤其是大商品提供了稳定需求支撑。二是中国去产能效果显著，供求关系的调整引发相关行业商品价格高涨。这两者共同带动了那些依赖大商品的新兴经济体企稳回升。三是与过去美、欧需求拉动中国增长的情况不同，2017年中国需求拉动美、欧经济的作用已经愈发显著。2017年前10个月，中国从美、欧进口增长了17.4%、17.0%，显著高于对美、欧出口增速（10.7%、8.3%），并创下2012年以来增速新高，显示出中国需求对全球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 但未来贸易复苏的前景仍然面临很多未知因素。一是全球货币政策正集体转向，如此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外溢性对全球复苏意味着什么，尚未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经历了长期普遍的去杠杆，欧、美企业部门信贷增速仍在稳中趋降。三是美国采取加息、缩表、减税等政策举措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走势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此外，美、欧贸易主义抬头、欧洲的选举风险依然是2018年的不确定性因素。 事件 税改和金融“去监管”是特朗普重要主张。自2016年上任以来，特朗普着力推动财税和金融领域。2017年6月和11月，先后通过了《金融选择法案》和税改法案。12月2日，税改方案又在表决中获得了通过，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的一项重大突破。但从整体来看，两项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新政重重。 税改和金融“去监管”是特朗普重要政策主张。在特朗普竞选纲领中，税改和金融“去监管”被摆在重要，两项政策是特朗普赢得美国的重要政策主张。减税是党长期秉承的政策，特朗普税改主要针对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高税率及医保等税收政策，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及激励、企业所得税及激励、附加医保税、联邦遗产税以及国际税等方面，旨在建立更公平、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制度体系。2008年以来，美国强化了金融监管力度，金融机构的功能发挥受到了一定程度压抑。特朗普金融“去监管”旨在重新审视已有的金融监管，减小如《多德-弗兰克法案》等监管法案对金融业产生的不利影响，通过放松监管达到金融业盈利空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税改和金融“去监管”面临不确定性。自2016年上任以来，特朗普着力推进税改和金融“去监管”政策，并取得了一些进展。2017年6月8日，以“233票支持、186票反对”通过了《金融选择法案》，这是金融“去监管”取得的阶段性。2017年11月17日，以“227票支持、205票反对”通过了税改法案，这是特朗普税改的首个关键性里程碑。2017年12月2日，在的讨论后以“51票支持、47票反对”通过了税改法案，使得税改距离真正的立法又迈进了一大步。 尽管两项都在取得重要进展，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各方观点交锋激烈，关于关键内容的讨论仍在进行，最终版本如何尚面临一定变数。以税改为例，当前部存在分歧，就税改能否弥补赤字，存在质疑和担忧。此外，和通过的税改版本，在下调企业所得税生效时间、个人所得税的实施标准、是否废除遗产税、是否废除奥巴马医改核心条款等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使得最终通过的税改版本和生效时间仍存在悬念。而从长远来看，税改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否弥补减税带来的赤字增加，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税改和金融“去监管”影响值得关注。特朗普积极推动的税改和金融“去监管”是特朗普就职以来较早推行的政策，两项的实施进展和效果对后续政策的推进以及特朗普团队维持支持率意义重大。两项政策旨在促进就业、拉动美国经济，符合美国优先的利益主张。然而，税改对经济的影响受到总需求、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国外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事件 2017年4月,IMF成立金融科技顾问小组，主要职能是向IMF官员提供咨询，并与IMF部际联席金融科技小组开展密切合作，及时掌握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动态，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及监管领域带来的影响，更好地运用金融科技为监管服务。当前，金融科技应用广泛，监管科技(Regtech)应运而生，为监管优化监管手段提供了新的选择。金融机构也积极探索，以便更好地应对监管的新要求。 监管科技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认为，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分支，是指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服务于监管及合规要求。与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前沿领域相比，部分监管科技的应用在短期内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因此受到广泛关注。2016年，监管科技的融资规模达7.3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266%。毕马威（KPMG）和知名风投机构H2 Venture持续全球金融科技公司发展情况，其发布的《2016 Fintech 100》排行榜显示，2016年共有8家监管科技公司上榜，而2015年尚无监管科技公司上榜。这些公司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成立时间较晚，大部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左右；二是成立地点多为英、美等发达国家，尚无亚洲国家的公司上榜；三是业务领域较为集中，集中在监管合规、风险管理、身份认证等方面。 监管科技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实现多方共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监管科技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既包括金融机构利用监管科技提升自身合规经营和风险管理能力，满足监管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也包括监管机构利用新技术提升监管能力和效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逐步趋严，合规成本大幅提升。监管科技能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帮助金融机构核查其是否符合反洗钱等监管政策、遵守相关监管制度，避免因违反监管合规要求而带来的巨额罚款。同时，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导致金融风险日益复杂化，不同业务之间相互关联、渗透，跨行业、跨市场风险不断提升。为了适应市场新变化，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监管部门也开始探索监管科技，推动新技术在监管领域的应用和创新。 多方着手布局监管科技。目前，鉴于监管在提升监管效率、完善监管手段等方面的作用，美国、英国等监管机构及国际金融协会等均开始了对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的相关研究。与此同时，在相关国家监管机构的前提下，部分国际大型银行已经开展探索布局监管科技。 我国监管科技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未来发展潜力较大。今年5月，央行宣布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提出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虽然目前我国尚无发展较为成熟的监管科技公司，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预计在监管层支持下，在相关技术成熟的条件下，监管科技将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事件 2017年5月底，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组织各美元报价行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在原有“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报价模型中加入“逆周期因子”，以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新机制实施后，“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有序运行，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显著，汇率预期稳定。 引入“逆周期因子”旨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逆周期因子”缓解了原有汇率机制存在的“向后看”和惯性问题，引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单边贬值预期弱化，双向波动特征明显，保持了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对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也为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朝着更加务实、成熟的方向推进。 浮动没有想象中美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经济学理论并未给出现成答案。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过程，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或适合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当初欧洲实行货币一体化的原因，就是担心单个国家体量太小，扛不住浮动汇率的冲击。拉美地区推行浮动汇率后发生汇率大幅贬值，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对新兴市场货币的美元指数1973年1月为2.1287，1997年升至100，可见这期间新兴市场货币贬值之剧烈。后来新兴市场国家转而实行对美元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使得该指数目前稳定在150-160之间。截至目前，选择中间汇率制度、对汇率进行一定程度管理的国家数量仍占多数。 人民币汇率需要有效管理。汇率市场化和汇率管理并不矛盾。汇率作为联系国际经济的纽带，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因素冲击，容易发生失调；作为金融市场的价格指标之一，汇率受国内外各类事件、市场情绪影响等突发因素较大，容易过度波动。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外溢影响加大，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是承担大国责任的表现。对于本币属于非国际货币的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浮动，往往成为冲击的来源而不是吸纳冲击。人民币汇率管理将长期存在，对此必须有认识。这也是“8·11”汇改以来，我们从应对汇率波动的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汇改仍在进行时。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止步不前，市场化仍是方向。当前亟待构建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管理系统。保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随着资本账户达到一定程度，汇率要有足够的弹性，汇率管理要避免造成汇率失衡。在非均衡水平上，保持汇率稳定也不可持续。在央行放松中间价管理这种直接手段之后，需要建立更为市场化的汇率管理系统，包括将汇率纳入广义的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和利率的协调以及外汇储备的运用。口头干预是发达国家外汇市场干预的重要手段，其有效的前提是具有公信力。汇率管理应加强政策协调，兼顾眼前和长远。 事件 2017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相继在越南岘港和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等多项重要行动宣言和文件，取得了积极。这一系列会议了亚太发展的大方向，巩固了区域合作势头，进一步推进了共同体建设，勾画了亚太合作的新愿景。这些都有利于打造全新动力、加强互联互通与未来共享。 2017年，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势头，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贸易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格局与治理体系均处于关键变革期。作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板块和“发动机”，亚太地区的选择与行动都至关重要。2017年适逢东盟成立50周年，APEC也走过了近30年，各经济体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加强合作，了发展的大方向，勾画了“和平、稳定、活力、联动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新图景。 新时期，亚太加强合作，致力于发展大方向，为型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与合作的主流不可逆转，亚太将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在2020年前达成茂物目标；在线图、利马宣言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推进并最终建成亚太贸易区。在化方面，改善市场准入并消除阻碍商业竞争的诸多壁垒，建立非歧视、对等、互利的贸易投资框架。在规则方面，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并以双边、区域和诸边协定补充现有体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尽管并未在今年内完成，但在确立贸易谈判、服务和投资模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亚太在加大经济合作力度、创建市场方面展现出的决心与行动，为全球化与型经济持续注入强大能量。 创新与共享勾勒新时期亚太发展图景。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创新发展的浪潮，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为世界经济摆脱“新平庸”指明了方向。对此，亚太地区迅速形成广泛共识，通过不懈推动创新，加强高质量人力资源开发，充分利用数字、互联网经济提供的新动能，提高各经济体的适应力和创新力。在把握创新动力的同时，亚太发展强调包容普惠，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机会平等、公平发展等，让不同经济体、不同阶层共享繁荣。在亚太地区，中小微企业数量约占八成，提供就业机会约占65%，成为该区域创新增长的重要力量和普惠发展的关键环节。 中国凝聚共识，为亚太繁荣发展指明方向。新时期，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为亚太带来新机遇、新动力。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2万亿美元，由此对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格局加速演变的新阶段，亚太合作面临诸多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此时，中国展现促进共同繁荣的包容姿态，呼吁各方丰富伙伴关系内涵，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而不同，加强政策协调对接，实现互利共赢。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繁荣发展的亚太也必将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亚太。中国将迅速为行动，“一带一”为亚太2025年实现全面联接目标铸就支撑。中国与APEC加强“一带一”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合作，不仅将为各自发展增添新动力，而且必将亚太人民。 事件 2017年7月3日，内地与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下简称“债券通”）正式上线试运行。初期主要开通“北向通”，即境外投资者经由“债券通”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首日，“债券通”交易金额超过70亿元人民币。 “债券通”上线是我国债券市场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不断提速，从QFII和RQFII等制度的推出，再到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3号文的出台，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门槛不断降低。“债券通”上线，进一步提高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债市的便利性，也为离岸人民币回流增添了新渠道，有利于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提高内地债市国际化水平。中国内地债市规模庞大、红利不断、利率具有吸引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参与。截至10月末，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余额达1.1万亿元，比2016年末增长了29%。 “债券通”上线反映了我国资本账户纵深的新特征。当前，我国资本账户既有金融市场的，也有人民币国际化的提速，还有金融机构准入的放开等。中的重大事件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内地—两地基金互认相继实施，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跻身货币“精英俱乐部”。2017年6月，明晟公司（MSCI）宣布将A股纳入MSCI指数，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2017年11月，中国表示将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等机构外资持股比例放宽至51%，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的等。这些措施的出台是拥抱新时代、构建全面型经济体的必然选择。 中国资本账户惠及全球和中国自身。在贸易主义有所回潮的全球格局中，中国推进资本账户举措超出了预期，表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的信心和决心。中国资本账户，一方面，有利于全球资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当前，中国银行业资产体量、股市市值、保险业和债券市场规模均居世界前列，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不断成熟的金融市场无疑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倒逼中国金融机构提高效率。历史经验表明，让外资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发挥“鲶鱼效应”。 未来中国资本账户将会再上新台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预计，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与推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成就，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不过，资本账户过快也容易产生风险，需要既积极又稳妥。我们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原则，把握好金融、发展、稳定之间的平衡。汲取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金融的教训，合理安排顺序、掌控节奏。完善与金融相适应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 事件 2017年11月14日，委内瑞拉未能在宽限期内2亿美元利息，标普宣布将其长期外汇主权信用评级从CC级下调至SD级（选择性违约），并认为未来3个月内，委内瑞拉再次出现违约的概率是50%。惠誉也因“支付违约”下调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评级。纵观2017年，委内瑞拉债务风险攀升，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泥沼；拉美经济复苏道崎岖，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均不及预期。 委内瑞拉遭标普判定违约可能引发“羊群效应”，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有增无减。信心的是当前委内瑞拉连续遭到评级下调的直接后果，市场各方及广大债权人对委内瑞拉债务违约本就悲观的预期“雪上加霜”。一方面，委内瑞拉当前仍面临巨额外债，债权人很难相信其能在短期内恢复债务能力，债务重组谈判或许会有进展，但绝非长久之计；另一方面，委内瑞拉较难获得IMF等国际机构的救助，债务处理能力的局限使得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加大。此次事件是委内瑞拉债务违约风险的“点”，或许将导致前期对其违约风险持暧昧态度的“中间派”迅速转移阵地，引发“羊群效应”，形成恶性循环与债务危机加速放大。 委内瑞拉“内忧”“外患”并存加剧了经济衰退。“外患”是国际油价下跌和缓慢回升。2014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深度回调，2017年震荡回升。委内瑞拉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石油出口收入占到全国总出口的90%以上。油价低迷叠加国内生产能力下降，几乎切断了委内瑞拉的“国家现金流”。 “内忧”是国内经济治理不当。委内瑞拉经济结构单一，经济体制的脆弱性给经济制度和政策留存的调整空间较小。查韦斯上台的高福利政策，就为今天的债务违约风险埋下伏笔；油价暴跌后的委内瑞拉无力支付社会福利支出，选择通过超发货币将公共债务货币化，无异于“饮鸩止渴”。 委内瑞拉是拉美经济的极端表现，多数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出现向好迹象，但复苏道崎岖。市场普遍预测，国际油价在2018年将企稳回升，多数拉美国家都将受益。IMF预计，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拉美经济表现将优于过去3年，但难以重现“黄金10年”的增长奇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增强带来利好，地区整体经济呈现向好态势，但仍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等老问题、新挑战，增长基础难言稳固，增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复苏道漫长而崎岖。 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11月11日，日本和越南共同宣布除美国外的11国就继续推进TPP正式达成一致，11国将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全面且先进的TPP”（CPTPP）。 特朗普退出TPP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战略考量。特朗普认为，多边贸易协定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而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可以让就业岗位和产业重回美国本土，从而使美国受益。日本主导的CPTPP是一个缩水且功能大幅降低的新自贸机制，在缺乏足够有领导力和经济影响力国家主导的情况下，CPTPP在整合共识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CPTPP前途未卜。在新形势下，全球多边贸易合作面临新格局。 全球多边贸易合作依旧是主流，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受制于反全球化浪潮，多边和地区贸易合作面临。但是，无论是G20汉堡峰会，还是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都强调推进、包容的多边贸易合作的共识。可见，多边贸易合作依然是主要国家青睐的选择。目前，世界经济同步复苏，但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多边贸易合作可以在区域范围内扩大市场，便利贸易，让不同经济体开展更广泛、更有深度的交流，这符合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 全球多边贸易合作的推动力量与合作平台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部分发达国家呈现出保守甚至倒退的倾向，新兴经济体扛起捍卫多边贸易合作的大旗。当前，区域性、周边性的自贸协定成为推动多边贸易合作的主流，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加快“一带一”建设，并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协定（FTAA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在贸易合作领域都发挥着积极引导作用。 亚太地区贸易合作机制将面临重新洗牌，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进程加速。美国退出TPP，其亚太战略将面临“烂尾”的风险，但是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和新机制的推广不会因为TPP的停摆而停滞。在亚太地区已有多个多边贸易合作机制的情况下，部分TPP国愿意将推动贸易的重心向其他合作机制转移。这意味着，亚太地区贸易合作碎片化和化的风险降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进程有望提速。 总体而言，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虽然增加了多边贸易合作的不确定性，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积极探索建立多边贸易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内共同发展的意愿并未改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多边贸易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型机制下，区域经济繁荣与贸易合作无疑将助推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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